(23)前者是基本权利的集合，具有基本权利的各项功能，这些功能并不以社会权为前提或结果。
不过，这里面的融贯和一致，并不是宪法法理学符合宪法教义学的融贯，而是宪法教义学符合宪法法理学的融贯。但为何会如此？一个有争议的一般性理由是，[51]如果宪法如同所有的法律一样，必然拥有面对未来的能力，那么就只能同意刚才的看法，因为正是既不违宪也不合宪的情形，才使得宪法具备面向未来的拓展空间。
此时，宪法解释与合宪性审查的两分其实已经无法维持：如果宪法解释的含义就是结合具体案件阐明宪法规范的内容，那么一方面它与宪法的二阶性矛盾，另一方面与合宪性审查之是否违宪的性质矛盾。这是因为，无论宪法的名字是《宪法》还是《基本法》，或者别的什么名字，它之所以被认为是一部真正的宪法（或宪法性质的法律），核心原因一定是因为它扮演了法体系之构成性条件的角色。无论这个说法是否成立，它在性质上明显属于受制于实在法规定的非理想理论。但具体与抽象之间却存在这种关系，即具体都可以化约为抽象，否则就不是具体和抽象的关系。[52]3.宪法作为针对其他法律的二阶规则，如果其目标是审查其他法律是否贯彻宪法的要求，那么它就必须直接面对其他法律正在评价的行动，来做出判断该行动是否合宪，但这将使得宪法的对象不再是其他法律而是行动，于是宪法与作为一阶规则的其他法律不再有性质上的差别。
非常明显，此处间接的含义是，废除死刑的讨论会给被预设为有效的实在法造成压力，进而也就可以被理解成，它是最近刑法修正案减少死刑的动力来源。但只要这个特色掩盖了宪法的最高法地位，那么它就必须收缩回来，以确保那个实践还是关于宪法的实践。如果他还能将那个想法写成文章，你就不只是感谢而应是感激，因为他正在公开帮助你。
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，违宪与合宪的关键差别，就在于它们对待既不违宪也不合宪的不同方式。但由于它仍必须能够以法律的方式获得呈现，所以其抽象程度始终会有限度而不能无限展开。所以，如果以实在法为对象是法学的定义要素，那么法理学可能根本就不是法学，尽管它的确是与法律有关的研究，而且还可能是非常值得尊重的研究。所以，宪法学一定要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为对象，民法学一定要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为对象，如此等等。
但这个说法必将导致二者不再具备性质区别的错误结论，于是就只能认为宪法与部门法的价值同样存在性质上的不同，所以我使用了一阶共识与二阶共识来分别标注它们，并认为只有合宪性审查而不是具体化，才是说明它们在价值上相遇的唯一妥当方式。为了让读者更好理解我的想法，初步的小结实属必要。
但这个理想的价值为何被叫作（价值上的）一般呢？这是因为，既然是不受制于实在法规定来讨论哪个价值最佳，那么这个讨论一定不存在国别上的差异，它就只能是一般的。由该特殊地位出发，宪法在性质上就只能是最高法而非根本法，于是宪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，就不会是具体化的关系，并且这还会决定宪法很多重要特征，如宪法的成文化或法典化以及对宪法解释的基本理解。因此，如果一部实在法只包括了这些偶然内容，那么它并不一定就是宪法，除非它还同时拥有该必然属性。在这种看法之下，由于框架秩序之内的形成自由无法回应既不违宪也不合宪的情形，于是就必须在关于形成自由之宪法解释理论之外，重新构造一种能回应此情形的宪法解释理论。
后一点说明了法理学与宪法在性质（一般）问题上相遇的直接原因。所以，当我反对合宪性解释是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一重关系之后，我似乎还需要稍微说明一下宪法解释与合宪性审查的关系。[53]夏正林对初稿提出了宪法解释与合宪性审查之关系的疑问。[25] 但宪法是个例外，而且是个越来越明显的例外。
问题是，如何确保这一点？显然，如果宪法表现为成文化这种正式的表达形式（第三项），并且宪法拥有单独的、较其他部门法要求更高的修改程序（第六项），那么宪法就会更加容易获得长时间内持续存在的效果，宪法所要求的特殊稳定性才能得到实现。[57]翟小波：《中立的，还是全面的——一个关于宪法性质的理论》，载《苏州大学学报（法学版）》2022年第4期。
所以，要想维持我的看法，宪法是根本法的判断就必须驳回。这一点正是翟小波认为我在宪法是否成文方面举棋不定的主要原因。
只不过由于宪法的特殊地位，它可能是其中最有力的那一个。因为此时只要做出该情形不违宪的判断即可，无须进一步深究它到底是合宪还是既不违宪也不合宪。六、余论：如何理解（宪法的）历史 翟小波说我忽视历史论证的重要性，[57]他的意思应该是我忽视宪法（学）历史的重要性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直接说明法理学的性质。虽然其他的部门法总则也会面对类似问题，但仍有处理的方式，一是可以通过特别法的方式予以容纳，二是可以通过归入其他部门法的方式进行吸收。如果以上说法没错，那么法律（学）中最能体现这种抽象与具体关系的，就是提取公因式这个德国民法典的代表性立法技术。
而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只是个次要标准，如果它与首要标准不一致，那么必须做出满足首要标准的修正。[15]此时，只有放弃宪法是法律总则的看法，才能容纳这些无法再被抽象的内容，这是正视宪法新进展的唯一选择，此外别无生路。
[35]理论一点来说，一阶与二阶之间不存在还原或化约关系，即一阶不能化约为二阶。例如，我不喜欢魔幻现实主义小说，因为它并不是彻底的批评，而彻底的批评才是文学的力量源泉。
同时，由于我主张宪法法理学必然会单向影响宪法教义学，于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序言中本宪法……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，是国家的根本法，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的表述，就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合取式的表达：该宪法既是根本法也是最高法，但该法律文件之所以具备宪法性质，仍只是因为它是最高法而不是根本法。就此而言，宪法法理学既许可了实在宪法的多样性，也容纳了作为个别法理论的宪法教义学，这使得宪法法理学恐怕会取消宪法教义学成为多余的担心。
只不过，一个是受制于实在法规定的非理想理论或不纯粹的价值理论，一个是摆脱实在法拘束的理想理论或纯粹的价值理论。其中，以实在法为对象，是法理学区别于涉及法律的政治哲学、道德哲学等非法学亲缘学科的标志。所以，宪法就只能是整个法体系的根本法，或者我过去所说的法律总则。因为原来的最高法院试图从宪法条款中解释出堕胎权，无论这个论证过程是否理由充足，但它本身因为是关于堕胎权是否合宪的判断而应当被否定。
在我看来，合宪性审查一定只是关于是否违宪的判断，进而除了被否定的违宪情形外，这些既不违宪也不合宪的情形就是宪法所支持的，当然更不用说那些明显合宪的情形。那么，《德国基本法》呢？德国是宪法国家吗？ 为什么会谈到《德国基本法》呢？因为在一开始，我和翟小波都意识到，德国的宪法及其实践，将是我的对手诉诸的主要论证资源。
为此，他在文章中多次讨论哪种对《德国基本法》的理解更正确。二、关于宪法学I：具体化与抽象化 （一）我为何会关心宪法 俗话说：隔行如隔山。
尽管我承认，其中的很多讨论的确有意义，但我不认为有充足的宪法意义，因为《德国基本法》毕竟没有冠以宪法的名号，它根本就不是《德国宪法》，更加无法从中直接得出关于宪法性质的看法。与此同时，二者在内容也不存在差异，它们都是既关于天鹅又关于飞的。
既然宪法惯例与成文化是确保宪法稳定性的唯二选择，那么只要证明宪法惯例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，那么就足以确保成文法命题的地位。也就是说，其他部门法在法体系中的地位，只能借助与宪法的关系才有可能获得说明，[31]它们无法像宪法一样直接诉诸法律的体系性。[34]简单说，不能因特定实在宪法未体现宪法的必然属性而否定后者，或者宪法教义学必须得满足宪法法理学，而不是相反。也就是说，它一定既适用于中国，也适用于美国和德国。
就此而言，宪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就成了法理学与宪法学的枢纽：它向上涉及宪法之于法体系的构成性意义以及准确法律的体系性（宪法法理学），向下涉及如何理解本国的实在宪法以及它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（宪法教义学），并且这两个理解必须是融贯的或一致的。让我从这样的问题开始：为何我会对张翔的研究不满？这是因为合宪性审查之外的剩下两重关系（尤其是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这重关系），[8]蕴含了一种错误的宪法观。
美国自华盛顿总统以来形成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宪法惯例，但小罗斯福连续任职四届之宪法实践的事实，使得该宪法惯例不再是成规而退化为不具备应然性质的宪法习俗，最后只能以第二十二宪法修正案之成文法方式予以杜绝，而无法由后续总统再次重申其宪法惯例的性质。回到法律的领域，一旦排除特别法，那么部门法总则必将是分则完全归纳的结果（抽象化），而分则就是总则的具体化。
一个直接派生自宪法性质的说法略显复杂：1.非常明显，是否违宪从属于是否违法（是否违反本法或为本法所禁止），是否合宪从属于是否合法（是否合乎本法或为本法所要求）也是同类关系。摘要: 宪法是实在法体系中最特殊的法律，这体现在宪法是法体系的构成性条件，即有法体系就意味着有宪法，没有宪法就没有法体系。
